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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杂七杂八”才是杂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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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朱晴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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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文走到今天，终于“杂七杂八”了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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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文人笔下的杂文，多是针砭、揭露，比如唐代文学家韩愈写的《师说》，用辛辣的笔墨抨击当时“士大夫之族”讲究身份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；又比如元代散曲名家睢景臣的《哨遍·高祖还乡》，以嬉笑怒骂的手法，借用一个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之口气，把刘邦“威加海内兮归故乡”的得意心态特别是老家底剥露得淋漓尽致；再比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的《原君》，把“后之为人君者”之虚伪、贪婪、残暴、自私等本性揭露得体无完肤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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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现代的杂文，因那时社会动荡不已，加之执政者多腐败特别是草菅甚至鱼肉百姓，故而也多是针对“假丑恶”之负面现象来下笔的，亦即鲁迅先生归纳的核心要义——投枪、匕首，以为“疗救社会”。以鲁迅为代表的众多杂文人，为民族而“呐喊”，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真心拥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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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世纪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，人们的思想尚未统一，特别是特殊时期留下的后遗症还在阻挠着历史的进程，需要具有敏锐眼光且有社会担当的杂文人振臂一呼。这个时候的杂文应运而生，可说无报不杂文，无刊不杂文，其主调也多是针砭、揭露，引导社会舆论进入解放思想、加速改革开放的快车道。实践证明，那个时候的杂文是发挥了“文以载道”之积极作用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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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的车轮进入到今天，我们的杂文如果还是“一根筋”地紧握“投枪”“匕首”不放，如果还是一副说教的面孔出现，则谬也，也不合时宜也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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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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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易时移，社会形势使然也。当今之时代，主流是光明的进步的，需要唱颂歌、颂扬正能量的题材多的是。杂文可以一改过去式，不妨将笔触伸向光明的、正面的、积极的、向阳的、催人进步的那些个方方面面。须知，现实生活中，好人好事多的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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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砭也是不可或缺的，比如，对于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，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和群众利益的，对于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，对于那些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，等等，确实需要揭露与批判。但这不是主流，需要掌握分寸、尺度，在针砭或批评的时候，不可以偏概全，或者一叶障目，不可把现实社会说得一无是处。须知，偏激、刻薄不是杂文人的禀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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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文也是“心灵鸡汤”，可以将随笔表现手法移植过来，摆摆家常，叙叙旧事，谈谈感想，话话情谊，说说心事，讲讲启发人的话语。比如，当今有不少人贪图“躺平”，有人沉醉于玩游戏，家庭、邻里之间不怎么和谐什么的，我们的杂文为何不能送碗“心灵鸡汤”给当事人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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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杂七杂八”也包括题材的多样性广泛性，譬如古代的，历史的，书上的，外国的，天上的，乃至人类以外的万事万物，都可以“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”。在这方面，近年来，山东的安立志、湖南的刘诚龙等杂文高手已然步入佳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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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主调和题材“杂七杂八”外，在表现形式上，也可以复杂一些呀！若干年来的实践证明，杂文，可以是直言奉送式，可以是曲径通幽式，可以是随笔式，可以是寓言式，可以是故事式，可以是诗歌式，甚至可以是辞赋式，等等。如果一味地针对某个要议论的对象，先叙述事件，然后针对性地论述它如何如何，最后归结到作者的主张什么的。这种一个腔调一个模式的杂文，在信息爆炸的今天“味同嚼蜡”，还有多少人愿意欣赏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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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杂七杂八”，还包括叙述、描写、议论、抒情乃至说明等表现手法。如果尽是套用政治术语，以智者自居，要居高临下训导人，那是不可能受到读者欢迎的，是会遭人厌弃的。须知，杂文属于“文”的范畴，而不是简单的“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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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之，新时代的杂文不等于一律的批判、揭露，也不等于一个固定的表现模式，它就是“杂七杂八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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